凡是平民,最惧战乱。

曾几何时,我族积弱,倭贼入侵,国破家亡。

华夏百姓,或惨遭烧杀奸淫掳掠,或不屈不挠艰苦抗争。

适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特编撰《大国民殇》,

为三千万伤亡平民修志,

向四万万抗争平民致敬。

——21CN

亡国奴:人在故乡无家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东北民众沦为了亡国奴,在故土成为了异乡人。】

1931年9月18日,中国的国耻日。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发动侵华事变,随后不到三个月,东北沦陷。顷刻间,豺狼横行东三省,同胞血染松花江。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按捺不住日渐膨胀的野心,铁骑从横扫东三省开始,15年里,从东北到华北,从东南到西南,故土化为焦土,大好河山沦为血雨河山。故土就在脚下,却如此陌生,只想逃离;河山就在眼前,却面目全非,不忍直视。15年里,中国版图上,14个省(市)全部沦陷,13个省大部或小部分沦陷,沦陷区国土面积达356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7%, 沦陷区人口近2亿,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这两亿人口,好听一点的名字叫沦陷区人民,其实,他们就是亡国奴。他们身在故乡,故乡却已成他乡,他们的血泪流成河,他们的头颅遍地滚,他们的身上不带镣铐,心里却系着沉重的枷锁。

他们尝尽苦难,饱受屈辱。良田被夺,他们就遍尝野草,饿死者有之,撑死者有之;房屋被毁,他们就露宿街头,冻死者有之,病死者有之。有的躲过了大轰炸,却躲不过大屠杀;有的躲过了毒气弹,却躲不过细菌战,有的躲过了大扫荡,却躲不过小刺刀。一家之中,往往男的被拉去当壮丁,女的被抢去当军妓,小的被掠去当活靶,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夫妻破镜难圆。据《沦陷区惨状记》记载,日军残害中国百姓的方式多达20种,如:任意殴打街头民众;奴役、虐待沦陷区人民,并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活埋爱国青年与学生;借防疫之名毒害民众;强迫妇女裸体游行;抽取中国健康婴孩之血为日本伤兵治疗;设立难民收容所,修筑军事工事,继而灭口;开设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供日军蹂躏;强征壮丁,充当炮灰;诱骗儿童,刺探军情;向知识青年体内注毒,进行人体试验等。惨无人道的日本军人,还发明了种种酷刑来取乐,如把“犯人”放在烧红的铁上,称之为“坐火车”;把人放在开水中煮,名为“坐汽车”;对于作战中被俘的我军士兵及民众,他们在审讯后用机关枪扫射,名之曰“照相”等。

在沦陷区,小学一年级开始便要学习两种语文,一种是“满语”,另一种是“日语”。 如果东北不解放,他们就会成为日本培养出来的“顺民”,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不甘心永远当亡国奴,而且还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利用游击战术,三五成群,攻敌不备,收效甚宏。日军死伤无算,军用品损失尤多,且以地理不熟,人心背叛,不敢前往剿除”。他们成为敌后根据地收复敌占区的情报员和新战士,里应外合,上演着一曲曲“木马屠城记”……

故乡虽已沦为他乡,但故乡人依然是故乡人。“乡音无改鬓毛衰”,15年的忍辱偷生,终于等到了“他乡复为故乡”的一天。沦陷区人民是抗日战争中苦难最深重的一个群体。

义勇军:血肉长城不可破
【东北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发出不愿做亡国奴的怒吼,坚持斗争十余年。他们是《义勇军进行曲》里不灭的传奇。】

1931年,东北沦陷以后,民众沦为了亡国奴,受尽屈辱。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1932年就是民众奋起反抗的一年。就像《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那样,“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是第一个发出这样怒吼的群体,这支由东北男儿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家国沦丧之时,誓不解甲抵抗到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

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现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的爱国军民自发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在民族危亡之际,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同时,这些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又收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

抗日义勇军的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让日寇惊恐不安。英国伦敦《每日导报》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岗村宁次曾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义勇军击败了被关东军称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1932年1月6日,日寇侵占了当时的锦西县城,锦西民众义愤填膺,由刘纯启等人组建了抗日义勇军进行抵抗。1月8日,古贺率骑兵团意图对义勇军进行围剿,却遭到早已埋伏好的义勇军和抗日群众的攻击,战斗中,义勇军共歼敌50余名、伤30余名,古贺本人更是被当场击毙。号称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击败,这是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日军再次说起这次遭遇战时,都会谈虎色变,发出“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的哀叹。

在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骄横嚣张,侵占热河,进逼长城之时,抗日义勇军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气吞河山的誓言,以血肉之躯抗击强敌,自愿为国慨然赴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据统计,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了十年,共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大量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而且,抗日义勇军的民众基础之广泛、抗敌之勇猛、牺牲之惨烈、抗敌环境之艰苦、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民众反侵略斗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他们用血与肉筑起了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起初也正是为他们而写。直至现在,每当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响起,都能让人想起那些在家国沦丧之时,誓不解甲抗争到底的30万义勇之军,他们是《义勇军进行曲》里永不磨灭的传奇!

“马路大”:人命不如一蝼蚁
【“马路大”,是那群被作试验的活人。日军组建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后,毒气、活剖,虐待、死亡随之而来。】

731,这个邪恶数字,血淋淋,沉甸甸,昭示着日军的恶魔罪行。

731部队残害的人数只有3000名有确切名单。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

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通过注射、感染、炸伤、打活人靶等残忍至极的方法,丧心病狂地进行人体试验,包括实验室试验和野外试验。

根据原731部队分队长山下升供述,实验室试验主要有两种,一是往“马路大”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试验时把“马路大”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里灌入。原731部队第4部队员上田弥太郎供述:“……被注入鼠疫菌的中国人,由于不可抑制的愤怒、仇恨和临终前的痛苦,他用力地瞪着眼睛,双手在空中乱抓,不停地呻吟着,但力气终于逐渐的衰弱……”

实验室活体试验还包括:冷冻人试验:将被试验者的手脚严寒下受冻,然后用温水和开水解冻,使肌肉组织脱落,露出白骨;毒气试验:将被试验者强行塞进密闭室内,注入毒气;换血试验:将马血注入人体内;移植试验:将被试验者肝、脾、胃摘除,手、脚互换;梅毒试验:在女性被试者身上进行梅毒传染试验。

野外试验则包括将被试验者塞进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喷烧坦克;用步枪或手枪射击列成纵队的被试验者;用试制的各种小型细菌武器对活人进行实地试验等等。

另一项极端残忍的试验是“活体解剖”,其中解剖活女人最骇人听闻:“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妇女被抬上手术台后并麻醉后,从咽喉开始用手术刀一边止血一边切,等到腹部切开再一直切到阴部。这个女‘马路大’就这样活活被杀害了。切开脑袋时更残忍……当解剖刀触动延髓部分时,‘马路大’立时就会把嘴张开,然后咯吱咯吱地磨一阵牙,再把嘴张了又闭,闭了又张……若触动一下中脑的小隆起部分,脚会突然竖起,手腕也在动……”

日本投降前夕,为毁灭罪证,处死存活的“马路大”并焚尸,炸毁工厂。焚烧尸体的大火烧了三天才熄灭;炸毁工厂使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造成瘟疫。日军开展的细菌战,更使不计其数的人民受害。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一书统计:“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疫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

“马路大”命如草芥,如蝼蚁,尊严和权利被严重践踏,昭示日军暴行罄竹难书。令人悲恸的是,大部分“马路大”即使在死后,甚至在抗战胜利后,也无法被确认名册,无法魂归故里,只能和“731”纠缠不休,无声地控诉日军反人类罪的恐怖行径。时至今日,仍有平民受细菌战感染病变,留下终身残疾,令人不忍视之。

劳工:命途凄苦为人奴
【从1934年开始,日军哄骗数十万劳工做苦役,让他们像奴隶一般失去自由。在日寇的皮鞭下,惨死的劳工不计其数。】

二战期间,数十万中国劳工被日军掳掠、奴役、虐待、杀害,平民的圆满家庭被支解,天伦之乐难再聚。

1934至1939年间,日军为秘密修筑筑垒工事,哄骗数十万中国劳工,逼其超强度劳动,冻死、饿死、累死、病死者甚多。工程结束时,为了保密,惨无人道的日军把中国劳工分批用铁丝把肩胛骨穿在一起,集体枪杀、活埋,甚至注射毒药、用细菌实验致死。

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恶劣,大多数劳工患有浮肿病。患病劳工一旦被关进“病号房”就只有等死,因为没水、没饭、没药。幸存劳工宋茂喜回忆,1943年每天都有三四十人死,最多的一天死了103人。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疯狂掠夺虐杀劳工,使东北现有劳工“万人坑”60余处。那些保持着张着口、向上爬姿态的遗骸,那些弓着身躯、呈痛苦挣扎状的遗骸,那些被捆着铁丝、带着脚镣或头骨被打穿的遗骸……以他们永远不变的姿势,控诉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39年,日本政府为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开始推动掳掠华工赴日政策,开始了第二轮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的研究,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强征赴日劳工41758人。这一政策致近8000名中国劳工丧生。

劳工被俘后,大多先被关押,遭受严刑拷打,如石家庄劳工训练所:“每个棚里住有百十几个难友,睡在潮湿的地上,吃高梁米、喝菜汤,小便不让出席棚,大便要报告,不报告就被痛打一顿。棚内又脏又冷,传染病连续发生,有病不给治,每天大棚里抬出十几个死尸或重病号”。而中国劳工被送往日本后,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在由收押所押送至乘船港之间,中国劳工被装进闷罐车,多人被闷死。劳工被装入货船中运送至日本,航海期间,部分劳工不堪忍受折磨,跳海而亡。

赴日劳工被迫从事繁重的苦役,每天劳动10至12个小时,最长达16个小时。疾病、饥饿和虐待三重死亡阴影如影随形。李良杰被抓时只有14岁,他回忆起被奴役的恐怖岁月,眼神痛苦而深邃:有的地区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有的地区没水喝,要喝人尿;集中营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一旦生了病就会被扔进有腐烂死尸的死人堆里或扔进海里,或拉去喂狗。有些病人还没断气就被扔进尸堆,在满是蛆虫的尸体上挣扎。每天3匹骡马拉车运死尸,“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往外拉”;也没有机会洗澡,冬天没有衣服穿,只能系水泥袋子,绑破麻袋片,用稻草绳缠在脚上御寒。

战败后,日本政府在中国劳工档案中,将大部分劳工死因归为疾病,试图掩盖罪行。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正式出版,公布34282位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坐实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罪行。

抗战胜利后,以中国社会活动家王选为代表的劳工索赔团提诉日方。由于日方一再抵赖,诉讼之路异常艰辛。但公道未得,诉讼不止,因为这是血泪的控诉,正义的声讨。

青年学生:危亡关头作先锋
【他们呼吁抗日救国,救亡之声传遍全国;此后漫漫抗战烽火岁月中,他们更是撒下热血,保卫祖国河山。】

青年学生,是一个刚烈勇猛,充满血性的群体。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往往挺身而出,为国家命运奔走,充当民意先锋,甚至立志从戎救国,解民于倒悬。他们心居斗室,心忧天下,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就呈现出的精神风貌。而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爱国青年们更是传承着前辈们的信念。

体现青年人这种精神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下半年,随着日本侵略华北步伐的加快,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北平青年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面对这样的现实,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

在日本侵略者、汉奸政客的打压下,在满是投降和屈服的空气中,北平青年学生以英勇的行动,冲破了一切高压势力,为国家命运存亡而大声呼号。这些青年学生俨然已经走在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最前端,用振聋发聩的呼喊令中国大地逐渐觉醒。在“一二九”以后,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动了起来,甚至连云南,甘肃的每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和小村镇里的青年学生都动了起来,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

“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引起了全国学运的发展和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斗争,平津学生还南下宣传抗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自卫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界还成立各种组织,或者参加剧团、歌咏队等,宣传抗日救国。

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年,投身到战场,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如华北地区在1938年成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支援前线。在广州,青年学生也成立了抗日先锋队,开展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并投身敌后参与抗日。在延安,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他们的使命,就是团结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走上抗日的战场上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抗战后期,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大批青年人纷纷走上战场,和日军作最后的殊死搏斗,保卫祖国河山。

历史已经证明,千百万青年学生在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或游行示威,或利用文艺作品,或走上沙场,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奋力呐喊,洒下了一腔热血。

历史还将证明,爱国青年的光荣传统,将得以不断的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知识分子:笔作刀枪亦杀敌
【文人,并非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形象,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用自己的铮铮铁骨,在抗日历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无数文人把自己的命运与这场民族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贡献了生命的点点滴滴,铁骨铮铮书写了中华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许多文人忧愤至极,不惜以命抗争,拒不合作。中国军队在前线迅速失利的消息使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这个病中的老人忧愤不已,最终他拒绝服药,拒绝进餐,溘然去世。历史学家吕思勉拒绝为日军服务,写下《武士的悲哀》一文怒斥汉奸认贼作父的卖国嘴脸;京剧大师梅兰芳闭门谢客,息隐家园,而且蓄须明志,甚至不惜注射预防伤寒针剂,自损肌体,罢歌罢舞;著名文化人夏丏尊、朱维基、柯灵都先后被日本宪兵拘捕倍受残害,但他们在严刑拷打之下,都以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表现出与民族共存亡的坚定信念。

许多文人笃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闻一多沉湎于学术难得下楼一次,为此得“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一心埋头国学的陈寅恪在贫病交加中还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在四川古镇李庄,梁思成在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开始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44年完成;刘文典在常面对无米下锅、“难以为炊”的窘况之中,完成了《庄子补正》一书,奠定了其在庄子研究领域的地位;在贵州遵义,王淦昌一边放羊一边想出了用K电子俘获办法寻找中微子的办法,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许多文人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投身民族救亡。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1932年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冯雪峰、陈望道、周予同等43位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合发表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文化界129人签名《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1936年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文化界著名人士为主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文化界创办《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吶喊》等作为文化抗战阵地;陆诒、钱杏邨、楼适夷、丁玲、白薇等在炮火纷飞的战地写出了一篇篇通讯报道和战地速写,揭露日军的罪行和歌颂中国抗战将士的英勇事迹;范文澜等更是奔赴延安直接投身革命战争;原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庐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大批文人因与日斗争惨遭杀害。

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群体以其赤子之心鲜明个性这些无声的、有声的抗争,是中华文人不屈不挠、为国呐喊的光辉事业。

南京遇难者:遍地哀鸿满城血
【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屠戮,2万多名妇女遭奸淫,日军暴行罄竹难书,举国为之长恸。】

一个让中国人民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段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哀鸿遍野的历史,所有人都不会忘记:1937年,在中国,曾发生过一件惨绝人寰的惨案——南京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遭屠杀。无辜之民遭此荼毒,天地含悲,山河落泪,后人为之长恸。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尽管那场浩劫已经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打开起这段尘封的记忆时,依旧感觉可怕……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滥杀无辜,花样翻新。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漆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痛苦之极,日军则鼓掌狂笑,引以为乐;有的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栗万状,手舞足蹈;有的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有的故意放火,诱人救火,却用绳子绑起救火者,将其抛入火中;有的把人捆在电线杆上,下面堆起干柴,慢慢烧烤,待人烧焦,才狂呼而去……

大屠杀在整个南京城疯狂地进行着,在长达8周的噩梦里,日军在南京城的所作所为可谓丧尽天良,甚至还进行令人发指的杀人比赛。在燕子矶、中山码头,在中华门、上新河,在凤台乡、花神庙、江东门等许多地方,日军对中国平民进行残酷的集体大屠杀,血河尸山冤魂号,血雨腥风遍金陵。

究竟有多少大屠杀屠场?根据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时的调查统计,主要有13处之多,后来还陆续有新的发现。集体大屠杀和零星屠杀的遇难同胞总数,据战后南京军事法庭的调查统计,“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支队伍可从南京绵延到杭州,总距离长达320公里以上。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日本军队进行的大屠杀又是与奸淫妇女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共计有2万多名妇女遭奸淫,而先奸后杀,成了日军蹂躏中国妇女的普遍规律。

在南京,成为一个强奸的牺牲品,是猝不及防的,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每天24小时都有清白无辜的妇女不知道被日本兵拖到什么地方去。日本兵强奸了中国各个阶层的妇女,包括农妇、学生、教师、白领和蓝领工人、基督教青年会雇员的妻子等,甚至尼姑。无论老幼,她们都逃不脱被强奸的命运,有些甚至被轮奸至死。还有许多小孩和婴儿由于在他们的母亲被强奸时大哭,被日本兵用衣服塞在嘴里窒息而死,或被刺刀刺死。

随着岁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越来越少。在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妇女身上,留着她曾与日军搏斗中身受的37处刀伤,数十年过去,她以自身为证据,向世人控诉那场惨绝人寰令人神共愤的暴力侵略事件。

战争给这些幸存者带来的伤害,不仅是身体,更烙在心灵。众多调查发现,许多幸存者如今依旧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他们经常被噩梦惊醒,这种精神创伤随年龄的增长,疾病表征越来越明显。

也许,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战争,才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和平是多么宝贵。

战争已远去,但作为一名中国人,不该忘记这样的历史节点。

正如幸存者所言:我们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慰安妇:花落血泪无处流
【“慰安妇”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

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慰安妇”死于日军的蹂躏,其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何谓“慰安妇”?日本出版物早有诠释,却用掩饰本质的中性词释之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或称“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1938年1月,日军在上海设立“杨家宅娱乐所”,标志着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正式实施。从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妇的身影。1938年底,时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部队配备慰安妇后指出:“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

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慰安妇不仅仅是被用作高强度的性奴,还要遭受着性病的毒害。有很多的慰安妇因为多次堕胎而造成了终身不孕失去了当妈妈的资格。

1943年,年仅13岁的万爱花被侵华日军抓进山西省盂县进圭村东侧的据点,后遭多名日军不分日夜地凌辱。其间,她两次趁日军不备逃出据点,但又两次被抓了回去,据点里等待她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蹂躏。1944年年初,她因不堪折磨而多日不省人事,日军以为她即将死去,才把赤裸的她扔进村子附近的一条河里。幸运的是,村里的一位老人发现了还有微弱呼吸的万爱花,把她救了回去。

那时的万爱花可谓遍体鳞伤:大腿和肋骨多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下身严重溃烂(后导致终身不育),她的身高也由1.65米萎缩到1.47米。为了养好伤,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身体逐渐恢复后,她悄悄地离开了伤心地。

1992年,万爱花作为日军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听证会。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伤疤,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被日军摧残后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就昏倒在听证台上……她的悲惨故事惊动了全世界。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然而直到万爱花在2013年去世,她始终没有得到应得的道歉。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能向我道歉?我能等到那一天吗?" 这种众多幸存的心声。战争已经过去很多年,但那些恐怖的经历就像恶魔一样在她们的心中挥之不去,无数次的折磨变成了无数次的噩梦,让她们从睡眠中惊醒………“慰安妇”的苦难是民族的苦难,“慰安妇”的耻辱是民族的耻辱。

难民:辗转流离路难行
【全面抗战爆发、各城市相继沦陷,1939年中国出现大量难民,他们流离失所,踏上漫漫逃难之路,历经艰辛。】

战场铁蹄横踏,硝烟弥漫,后方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散落在各地的百姓挥泪抛离家园,四处飘零。他们辗转迁移,历尽艰辛,生计无以为继,绘构成一幅抗战烽火中的难民流徙图。

1937年秋,淞沪战火点燃,上海失守,首都沦陷。国民政府和数以千万计的战区民众,向内地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播迁。一波波难民,为躲避战火及生存,从东北、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迁移至西部、西南部,迁移流离的浪潮,与日军不断扩大的战争同步。

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哀嚎声在狭窄的街巷与弄堂里此起彼伏,人们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离子散的晕厥。据多方统计数据,战时难民数超5000万人,每8个人就有1个是难民。

在四川和重庆。1938年从武汉到宜昌的途中,扶老携幼的难民随处可见,他们扛负着破旧不堪的行囊向西逃难。在宜昌,还有一些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散兵,拖着枪支,夹杂在难民队伍中。一座不大的城市,一时竟拥塞着3万名以上从各地撤退下来的人员和难民,每间房屋都挤满了人,每条街道上露宿的难民满目皆然……带着对故土的思念,还有对战争与未来的无奈。

在广西。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外省难民开始大量涌入广西。据统计,从1937年10月起至1938年底止,苏皖等省经湘入桂共约4万余人,而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3月,仅5个月时间,桂林入境难民人数近1万人。

在河南。因阻击日军,制造黄河花园口决堤,导致上千万难民困苦流离,89万死亡者姓名刻满黄河两岸,国破人殇。

在云南。自1938年秋天以后,形势瞬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粤汉铁路运输中断,广州港澳对外通路被封锁。适滇缅公路通达,该省乃成为国内通达国外的主要门户,各沦陷区难民先后进入滇省者约6万人。

在西北,由于日军长驱直入,北平、河北、山东、山西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党政机关、学校、工厂西迁陕西,大批难民随之涌入。

在流民潮中,妇女和儿童的命运尤其悲惨。德籍中国友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书中回忆,“是年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在河南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听到‘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其后,随着灾荒愈演愈烈,卖子女在灾区已经无人问津了,人们只好将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用驴子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等人市卖为娼妓。”

难民逃亡的岁月不仅仅集中于1933、1939年,他们的悲壮迁徙贯穿着整个抗战,他们的支离破碎流淌于终生。个人在战争中的遭遇,个体在艰难迁徙中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之艰辛,家之飘零,国之悲壮。缅怀这段悲戚的迁徙历程,铭记这群不可被忘却的同胞,勿忘历史,烛照未来。

华侨:赤子丹心天地知
【海外华侨忠于祖国,毁家纾难;南侨机工,更是用生命维持大后方公路生命线,谱写了一曲慷慨悲歌。】

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中,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海外侨胞忠于祖国,毁家纾难,输财捐物,积极回国参加抗战,血洒疆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抗日战争期间全球共有各类华侨抗日社团3900余个;抗战前三年华侨捐款额达20亿元(国币),占当时中国军费开支的85%;8年抗战期间美洲各地华侨捐款总额近7000万美元;国民政府先后发行总额近30亿元(国币)救国公债,海外华侨认购11.1亿元。其运动之深入,群众之广泛,爱国之努力和对祖国贡献之巨大,实有华侨历史所未有,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国内紧缺的战需物资,海外华侨也予以大力捐助(包括代金),仅大宗物资即有飞机数百架、汽车上千辆及无数衣服、药品等等。巨额的财物捐输,倾注着侨胞的沥沥心血。国民党方面亦曾屡屡致意海外华侨,云: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等等。

据《南侨回忆录》记载,在华侨人口最为集中的东南亚,救亡运动的规模最大。其中被称为“抗战史上最悲壮群体”的华侨机工,谱写了一曲慷慨悲歌。南侨机工基本由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组成,共3000多人,分别由前后约9批回国支援抗战,从事滇缅公路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

滇缅公路是抗战爆发后紧急抢修的简易公路,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1939年到1942年,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万多辆汽车及大量物资,其中大部分是由南侨机工运送的。这条公路上千公里的路段80%是崇山峻岭,悬崖、陡坡、急弯不计其数,许多南侨机工因为车祸死在了这条公路上,据机工罗开瑚讲述,当时的公路状况很差,140公里要跑3天,常有人连车带人翻到山沟牺牲了。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机工因战争、疟疾等而死亡,他们是用生命维持了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

不少南侨机工还是舍弃优裕生活毅然回国抗战。因为身怀开车或机修技术,南侨机工在侨居国的生活和工作大多较为优越,收入颇丰。如被编入第二批启程回国的“新加坡机器工程回国服务团”的王文松,在新加坡是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机工张文祥原来在南洋月薪相当于1040元国币,回中国后拿的是140元补贴。而绝大多数机工的每月补贴只有36元国币。他们回国援助抗战,不为钱财,凭的是对祖国的一腔忠心和热血。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周年,海外华侨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作为当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逊色,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与称颂。

无人区囚民:苟活人间成冤魂
【日军在长城沿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将居民圈到“人圈”居住,被称为“人类战争史上特殊的历史”。】

长城,它迤逦于崇山峻岭之中,遍览历史风云变幻,它身浴战火硝烟,是华夏大地的守护者。然而,长城无言,关于长城的故事也有太多被淹没、被遗忘;这片象征着守护的城墙下,曾有无数平民百姓遭受劫难。抗日战争期间长城线上的“千里无人区”便是如此,这是一段被战火遮蔽了的记忆,被史学家称之为“抗日战争中最悲壮的特写镜头”,“人类战争史上特殊的历史现象”。

经过几年的计划与试行之后,从1941年11月开始,侵华日军为了切断抗战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始在长城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他们强迫农民离开自己曾经世代居住的家园,迁往指定的“集团部落”,而且还必须把原来的村庄、房屋一律拆毁,不拆的就全部放火烧光,不走的人就开枪打死。村民们迁往的“集团部落”条件简陋,生活悲惨,因此又被称为“人圈”。

这片“无人区”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总长度约1000公里,因此被称之为“千里无人区”。

在“无人区”,日军实行的是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所谓的“无住禁作地带”(不准居住也不准耕作),里面的人见一个杀一个,村民家中的粮食、禽畜等重要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律抢光,锅碗瓢盆全部砸毁,连石磨、水井等不能抢走的东西也都被坏,范围内的一切房屋、树木也都全部烧毁。可谓是“山火连四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鬼泣”。

“人圈”里则人口密集,人畜杂居,卫生条件极差,再加之实行“配给制”,粮食、布匹、药品等生活用品奇缺,造成痢疾、疟疾、霍乱、麻疹等各种瘟疫流行,老人、妇女、儿童甚至青壮年因冻饿和疾病大量死亡。“家家陈尸体,户户有哭声。无村不戴孝,遍地是新坟”就是当时“人圈”生活的真实写照。

同时,日军还残忍地对抗日军民和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惨无人道、丧心病狂地大“扫荡”、大“检举”、大屠杀,许多人以所谓的“国事犯”、“政治犯”等罪名被抓进监狱。据新华网的报道,当年“千里无人区”的幸存者陈志龙描述,被监禁在“人圈”的百姓,经常会被以“通八路”罪名抓走入狱,施以酷刑。除了“烙铁烙”“背火炉”“辣水涨肚”“熏烧活人”等惨无人道的刑罚外,日军还把人头朝下活埋,让军犬将人咬死,用特制的电磨把活人磨成肉酱,命令新兵将受刑者装入口袋内用刺刀劈、刺,或将受刑者手脚绑在一起投入水中淹死。

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千里无人区研究中心相关专家介绍,侵华日军的 “千里无人区”计划至1944年春宣告完成,在这的过程中,共烧毁自然村约1.7万个,将140万人口驱赶到2506个“集中营”式的“人圈”里,实施圈禁管理,约35万人被血腥屠杀、迫害致死。

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比起南京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是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丧尽天良短暂而疯狂的屠城,那么长城线上的“千里无人区”就是经过长期周密策划,对中国人民有计划有体系的长期残酷的虐杀,让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生活在了人间地狱般的“人圈”之中,受尽劫难。这是一段应该在长城下铭刻的记忆,是永远无法忘却伤痛。

妇女:铿锵玫瑰映战火
【妇女,从来都不只是柔弱的代名词。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展现出来无比坚韧的品格,无怨无悔地支援着前线的抗战。】

“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有多少好男儿在为抗日奔走、效力,就有多少母亲和妻子在为支持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勇挑家庭重担、养育子女、参加生产劳动,她们甚至还支援前线、投身抗日洪流、参加各种抗日组织的活动。她们,在民族解放中见证着“半边天”的战斗力,向世人展现了抗战巾帼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例如,1942年,日、伪、顽、会、匪五鬼联合闹中原,局势残酷,加上旱情严重,造成历史罕见的大饥荒。农民吃草根、树皮,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共造成300万人死亡,200—300万人流离失所。后方抗日根据地经济落后,缺乏外来援助,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军民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精神力量与灾害作斗争,武安县灾区的妇女们积极配合救亡工作,发展纺织运动,战胜饥荒。秋后半年的努力就取得卓越的成绩,妇女们纺织了166090斤棉花,换得小米386255斤,所获工资达268652斤粮食,解救了将近8000人的生命。

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妇女们团结起来,支援抗战,充分显示了妇女在革命抗战中所发挥的坚强作用。这其中,还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妇女抗日救亡斗争的女英雄、女战士、革命母亲,被史学界誉为“玫瑰在炮火硝烟中绽放”。

像冀中回民支队长马本斋的母亲,在日军的百般利诱下,坚持不写信给自己的儿子劝降,最终绝食而死;冀鲁边妇女救国总会主任崔兰仙,她为了保护部队,不顾一切将敌人引向自己,后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妇女们在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成立的“妇女救国会”,是一个支援抗战的妇女群体组织。在救国会里,妇女们投身后方搞生产,为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并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在那时还没有完善的情报工作组织情况下,除了派少数人打入敌军阵营,进行侦察和收集,妇女则成为了军队的情报来源的一股重要力量。王官营镇皈依寨村“妇女救国会”主任刘淑珍忆当年做情报工作时的情形,为了确保安全性,她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都住在“坝间”。“就在山上坝间挖一个洞,用柴火盖住。平常从外面看不出来里面有人生活。为了保证安全,白天的时候我就躲在坝间,晚上的时候回村干活儿,传消息。”为了防止回村的时候遇上鬼子扫荡,刘淑珍等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通知消息。“在坝间附近有棵小树,我们都管它叫‘消息树’。要是鬼子今天出来了,往村子里去了,树的枝杈就朝村里的方向,我就往回躲。要是鬼子走了,枝杈就朝另一个方向。我就可以直接回村安排工作了。”

在抗战处于白热化阶段,广大妇女发挥了强大力量。特别是1942年,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之时,妇女们用他们的坚韧品格和祖国一起共渡难关。她们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但也是反侵略战争最坚强的巾帼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竞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

商人:爱国情深最无价
【国家有难,民族危亡,爱国商人大义当先,实业救国,将个人得失放在一边,给世人展现了什么叫做“义商”。】

他们,在兵荒马乱中创办了卓越一流的企业,保障后方经济繁荣稳定;而在民族危难之际,却又不计较个人得失,拼上倾注自己心血的企业,冒死为战场输送大量经费和枪支弹药。作为商人的他们,义薄云天,无人企及。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经济遭受重创。1943年, 南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西南敌后重要物资供应口岸的广州湾沦陷。日本侵略军进入广州湾之后,到处搜罗可利用的殷商富户或地方势力。当时,被誉为一代船王的许爱周于民族气节,不计较个人利害,不受威迫利诱,毅然离开本乡,远走广西。

这是许爱周第二次舍弃经营已久的基地,为了不被日军利用,许爱周到广西后,并未畏缩,而是偕次子办厂开采滑石矿,在抗战后方以实业救国。

同年,一场前所未有的亢旱席卷南粤大地,良田失收,霍乱横行。这场旱灾引发的广东大饥荒,最终导致近300万人饿死或逃荒,造成了广东省有记载的死人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老一辈人每每谈及仍心有余悸。那时,殷实绅、商纷纷解囊济民,陆丰县城的殷商吴千兴、李大鹏就曾散家财救济灾民,设点施舍,组织专人埋葬,赈济中耗出钱财难以计算,他们至今仍为群众戴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不断有日商在中国商业繁华之地开办工厂,其最终目的是断绝后方对前线的经济支援。当时,荣氏兄弟已成为无锡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日商找荣氏兄弟合作,想把荣氏企业据为己有,但第一次谈话便被严词拒绝。接着,荣氏兄弟与日商展开激烈竞争。两兄弟还劝说其他商界人士一起对抗日商,呼吁群众不要去日商企业和工厂务工,同时不遗余力地支持前线战斗,不断地捐赠物资和金钱。

那时候的商人,赚钱是其次,民族大义才是最重要的。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面临这样的危局,重庆合川人卢作孚所创办的民生公司,用自己20余艘货船和800余艘木船,冒着日机的猛烈轰炸,来回奔波在凶险峡江之上,用40天时间完成了一年才能达成的运送量,为中国抗战抢救出3万余人和10万余吨货物。这就是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然而,他的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除了卢作孚,“钢铁大王”胡子昂,“猪鬃大王”古耕虞也都是了不起的商人。据了解,当年的枪炮、坦克等武器的建造,有一大半都来自胡子昂的钢铁厂。而古耕虞所创办的“虎牌”猪鬃,更是驰名中外。抗战时期,他从民众手中收购猪鬃,然后以低价卖给国家,国家再以高价出口,这之间的差价达到十几倍,中国政府也因此获取了大量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最终也支持了反法西斯盟军的作战。

民夫:血筑通途保家国
【在大后方,民夫以血肉之躯挑起运输抗战物资的责任,用生命疏导交通要塞。他们用坚毅诠释了什么叫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在前线中国军人与日寇浴血奋战,与此同时,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民众,以饥寒之躯不畏艰难险阻,挑起了救亡图存的责任,修路筑桥保障抗战交通、肩挑背抗运送抗战物资,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坚忍付出与巨大牺牲,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不可摧的保障。

抗战时期,后方民众应政府号召担负起修筑道路、机场及国防工程的建设,前仆后继,克服万难,完成了滇缅公路等举世瞩目的奇迹式工程。单是滇缅公路,就总共投入了200万人,由于青壮年大部分都应征入伍,民夫中很多老人、妇女和孩子。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四川便征调304个县的119万余民工参加了76项国防工程的修建,如整修川黔、川鄂、川湘、川陕、川滇等公路,修建飞机场共计33个,构筑防御工事如黛溪要塞、大巴山脉防御阵地。云南更是出动400万以上民工,修筑道路、机场,配合远征军入缅作战,向内地运送抗战物资。

民众以爱国之大担当、牺牲之大决心,在紧迫时局下各民族团结一心,靠原始的人力、畜力运送抗战急需物资,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送去物资和鼓舞。仅印度列城至新疆叶城的驿运,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等族驼工辗转5个国家和地区,总里程2万多公里,先后运进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油袋588件,呢料63捆,还有多套汽车零部件和医疗器材等抗战紧缺物资。

无视山径崎岖、峡谷陡峭、气候无常、丛林深邃的恶劣环境,克服饮水不洁、瘴疠弥漫、疟蚊猖獗、水土不服、疾病频生等诸多严峻困难,在几乎完全依靠肩挑手挖的原始作业的形式下,后方民众以巨大牺牲缓解物资供给严重受限的困境。如印度列城至新疆叶城的驿运沿途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最冷可达零下30摄氏度,使用驮马1500余头,总参加人数达1300余人,人畜伤亡率达10%左右。1944年怒江之畔上演了悲壮的“高黎贡山背粮”,数万民夫在雨季从户帕到江苴运粮40万斤支援前线,仅腾冲一县,就使用民夫35000人左右,民夫死亡超过千人。滇缅公路修通后,因国内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开车、修车,旅居海外的近4000华侨青年响应祖国号召,奔赴险地开车修车,最终近半数人牺牲或失踪。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方民工前仆后继,克服万难,为抗战倾尽血汗。也许纪念碑没有铭刻他们每个人的名字,然而那些“生命线”和机场的每寸土地都凝结着先烈的热血,足令后人以“中华之脊梁”世代感念。

抗战时期,涌现了众多的爱国商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刻不计较个人经济得失,不但直接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为抗战输送了大量枪支弹药,为中国抗战最后胜利奉献了宝贵的力量。

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再启程
【1945年,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摆脱了一百多年来受压迫,被奴役的历史。】

从“九一八”松花江上不愿做亡国奴的呐喊,到“七七事变”卢沟桥上的那一声枪响,再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为了抗战胜利,顽强不屈地走过了十五个年头。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中,遭受了空前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正是通过这个大熔炉,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一个顽强不屈、独立自主的民族在这个熔炉中铸造起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时刻,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对外抗争中第一次完全胜利,洗刷了百年来的耻辱。

在这场战争中,侵华日军共造成了中国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而在1937年,日本的GDP仅为65亿美元。战争中的百姓更是生灵涂炭,中国军队伤亡共380万人,而军民的伤亡总数则在3500万以上,差不多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的一半。战争中有930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军造成我国平民一次性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至少有173个。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城乡战火连绵、硝烟四起,中华民族遭到蹂躏、饱受摧残,中国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无数百姓沦为了亡国奴,被奴化、被屠杀、被关进集中营;难民们四处逃难,流离失所;工人农民们被抓去当劳工,当苦力,受尽压榨与折磨;妇女们被抢夺,被蹂躏,甚至充当慰安妇;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平民死于“细菌战”、“毒气战”……这些惨无人道的践踏与杀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我们无法忘却。

在这场战争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英雄儿女奋起抗争,视死如归,社会各界倾尽家财,救亡图存。抗日前线的勇者们不惧炮火与刺刀,身先士卒;爱国青年抛洒热血,为国家命运而奔走呼号;商人华侨大义当先,国家为重,不计个人利益得失,投身救国运动;女性同胞不让须眉,在侵略者的屠刀面前展现巾帼气概;文人志士慷慨陈词,为抗日救亡发出最后的呐喊……这些不屈不挠的抗战群体,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荣至今的中流砥柱,历史终将铭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整个中华民族都沸腾了,为了这一天,人们已经忍辱负重太久太久。在重庆,满街的人流狂欢拍手,爆竹瞬间售空;在北平,大街小巷中到处国旗飘扬,成千上万的人在路上欢呼歌唱;在延安,街上张灯结彩,各机关的群众乐队、秧歌队纷纷出发游行;在上海,国际饭店升起了最高的一面国旗,迎风招展,数千人仰头敬仰;在成都,各报发出号外,市民争相抢购,甚至有高出500元买一份的,以作为抗战胜利的纪念品……

一百多年来所有的屈辱、所有的压抑,都因抗战胜利而释放了!1945年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新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一个屡遭列强蹂躏的民族摆脱了被外来强权奴役的历史。中华民族也借着胜利,从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挣脱了出来,更一跃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在今天,我们回顾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用以祭奠逝去的同胞,铭记曾经的坎坷历程,因为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更有力量担纲未来。

国耻已雪,民殇勿忘。

奋发图强,还看今朝!

21CN致敬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策划:吴卫南 温波 卢俊龙 卢玮

编辑:黄银铃 周伟建 方嘉静 薛婧 彭宝扬 李浩融

设计:宋延锋 叶蕴章 刘莹 陈伟业 彭海莹 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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